湖南文獻之歴史使命

一

文獻之文，就廣義言，係指詩書禮樂制度典章等文史而言，亦卽古之所謂「道藝」。論語學而篇曰：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鄭注曰：「文，道藝也。」朱注曰：「文謂詩書六藝之文。」古者凡言文，多係指「道」而言，如子罕之「文王旣沒，文不在茲乎？」朱注曰：「道之顯者謂之文，蓋禮樂制度之謂。」至若文獻之獻，古有賢義；凡耆賢之道藝文史德行言語，其可留供後人實察實證之材料，均可謂之文獻。吾人對於文獻，宜活看而不宜死看，此點最要！

（注：湖南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趙恆惖先生玉照）

論語八佾篇記孔子之言曰：「夏禮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禮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；文獻不足故也。足，則吾能徵之矣。」朱注曰：「文，典籍也。獻，賢也。」史學之要，耳聞不如目見，推論不如實察，孔子本其作春秋之精神，對歷史之態度，謹愼至極，凡事須力自徵信其證據，故以杞宋之文獻不足爲嘆！若杞宋二國之史料典章遺物文獻，能足資取證，則其所能言之夏禮殷禮，自易見信於當代與後世，而爲之詳述詳書之，使中國歷史文化，更上推數千年矣。

歷來不少史學家，內心中存着一種疑古的心理，以立異爲高，以疑古爲尙，甚至否定孔子之斷自唐虞，與大禹之存在，謂大禹時代爲大爬蟲時代，而以斷自殷商爲時髦。幸而有金文與卜辭可資考證，得爲王國維與董作賓等史學家所糾正。王國維曾云：「春秋之世，齊秦二大國之金文，無不信禹爲古之一帝王，且先湯而有天下。史記所述商代世系，以卜辭證之，旣屬大致不誤；而伊尹傅說之論，皆見於卜辭中，可知史記所據之世本，全是實錄。而由殷商世系之確實，因之推想夏后世系之確實，此又當然之事也。」由此可證文獻對於一個國家民族之重要，完全是一個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基礎。歷史完全要講事實講證據，不可徒託空言！舉凡片紙隻字，一器一物，在歷史家眼光看來，均是珍牟星鳳的文獻。無文獻卽無歷史，文獻爲歷史的基礎，而歷史亦卽是文獻。

二

談到史，史有記事之義，國家記事書卽稱史書，我國最早史書，始於尙書春秋。古者司史之人，稱史官又稱掌書，起源甚早。世本註：「黃帝之世，始立史官，蒼頡、沮誦居其職。夏商時分置左右；故曰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。」故凡一人之言行，記以傳之後世者，皆史也。迄乎周代，史更受重視，故文獻亦遠較夏商爲豐富，而史亦更詳備，亦因得以完成其有周一代之偉大文化。周禮天官冡宰：「史十有二人。注云：史、掌書者。」記事者愈多，其史料與文獻，自亦更繁博也。周之列國，亦各有史官，掌記時事，故得各備其史書，各存其文獻。如「晉之乘，楚之檮杌，魯之春秋，」皆是也。此則於周朝國史之外，各列國亦各有史書，亦卽各有文獻。今日我國朝野賢達人士，均極注重各省市地方文獻之搜集、硏究與編刋，就「地方文獻」而言其濫觴，當可以說，實始自東周列國之史乘。

自孔子「删詩書、訂禮樂、作春秋、贊周易」而後，始開私人修史之創例，孔子以前，則皆爲史官事也。孔子何爲而作春秋也？孟子曰：「世道衰微，邪說暴行又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，孔子懼，作春秋；春秋，天子之事也。」自孔子春秋作，而亂臣賊子懼！是則孔子之作春秋，主在憂時憂政憂國憂民，而欲有以匡時濟世，並進而有以正天下萬世也。孟子又曰：「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，詩亡然後春秋作。晉之乘，楚之檮杌，魯之春秋，一也。其事則齊桓晉文，其文則史，孔子曰：『其義，則丘竊取之矣。』」趙岐注曰：「言詩可以言，頌詠太平。詩無所詠，春秋乃興。假史記之文，孔子正之，以匡邪也。」顧炎武補云：「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，於是晉之乘，楚之檮杌，魯之春秋出焉！是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。」春秋乃各國史記之通稱，後世沿魯史名春秋例，記史事之書，亦多稱春秋，如吳越春秋、十六國春秋等是。吾人今日在臺辦各省市地方文獻，其義亦有如當時各國之修列國春秋，故宜鄭重其事，而切不可等閒視之。

由上孟子所述，可證詩亦史也。而魯之春秋，仍沿往例，祗有其言、其事、其文，而無其義；其義則爲孔子所創立。片言別善惡，一字定褒貶，嚴逾斧鉞，威厲秋霜，中天地而不倚，法萬世而不易，要亦爲史之聖者也。吾人從事地方文獻，實應以孔子爲法式，以春秋爲典範！懷敬畏之心，凛戰兢之業，本春秋之筆，寫萬世之文！方不失其價値與意義，而能高自標格也。復力求其極眞實而極詳備，極精密而極條理，極深入而極客觀，極公允而又極中正。懸此爲鵠，戮力以趨，自不致大背準繩，而勉可觀。退而言之，亦應以「雖不能至，然心嚮往之」之心情，以謹嚴之態度從事，方不致有負辦理地方文獻之初衷，而下入於「聊備一格」之流也。

傳春秋者，有公羊、穀梁、左氏三家，均爲千秋筆法，今能通三家之學者，實寥若晨星矣。皮錫瑞春秋通論曰：「春秋有大義，有微言。大義在誅亂臣賊子，微言在爲後王立法；惟公羊兼傳大義微言，穀梁不傳微言，但傳大義，左氏並不傳義，特以記事詳贍，有可以證春秋之義者。故三傳並行不廢。」三傳以公羊傳最難讀，幾成絕學。由三傳之立，吾人可由其中而體得編修文獻之文，應三者兼顧，以敍事記傳爲經緯，以大義微言爲骨幹！切忌是非不辨，善惡不分；資料雜陳，薰蕕同器；或則一味以阿諛爲能事，以頌譽作口碑；甚至不問當否？過甚其辭，而美其文，曲其事，以期取悅於人；則更非文獻之所應有也。

三

古謂「六經皆史也」，實亦可以說：六經皆文獻也，凡史亦皆文獻也。擴而言之，儒家四部之經史子集，道藏之三洞四輔，佛家之三藏十二分敎，無一莫非文獻也。切不可將文獻祗當做資料看！所以就大範圍言，文獻之範圍很廣，幾乎凡有關於人類之歷史文化學術思想，無所不包，無所不是文獻。因之，文獻之學，絕不是一種純粹記錄之學，或掛帳之學，其中應有大義存焉！

我國古人講學問，多分爲三個部門，一爲義理之學，一爲考據之學，一爲辭章之學，淸乾隆間的大學人戴震與姚鼐，不但如是主張提倡，並同認此三者不可偏廢。後來吾湘曾文正公滌生翁，又加上一個經濟之學，卽是凡學問均應注重經國濟世之用。於是三分法便成了四分法，三分絕無可疑義，四分尤大有道理。我們辦文獻，尤應四者兼全倂顧！文獻最要緊的是講究考據，考據就應在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上多找資料，多下工夫，記錄力求詳盡，觀審力求精密，考查力求眞確，判斷力求公允，必如此方不有失科學精神。有一分事，做一分考據，有一分考證，說一分話；信而可徵，才可望其能成爲最佳的文獻。然講考據，絕不能不明辨其義理，講究其辭章，並及其對於天下國家後世之功用！有一分意義，卽有一分價値！有十分意義，卽有十分價値！有一時的意義，卽有一時的價値，有千秋萬世的意義，卽有千秋萬世的價値！此卽是所謂「歷史意義」和「歷史價値」者是！辦文獻之成就如何？及其是否完成其辦文獻之使命，與達到其文獻領域中之最高境界，則恒視此二者之衡量如何爲定。而此二者，又須視義理、考據、辭章、經濟四者兼備之程度如何爲準則，尤其前三門最要，缺一不可；三者兼備，則經濟自在其中矣。

由此可知辦一份文獻雜誌易，辦好一份文獻雜誌難；文獻之學，不但要有浩瀚淵博之眞才實學，尤須要有誠懇服務之忠心和熱忱；在處理時，則更須有高智慧、高眼孔，最後方能有高境界之完成！方能不被史學家所排斥！不爲社會所摒棄！不爲時間所淘汰！譬如說：石曼卿詩名句有：「樂意相關禽對語，生香不斷樹交花。」程明道獨謂：「此詩形容得浩然之氣。」（見「河南程氏外書拾遺記」）。只此一語，卽可見明道之學力、眼孔與境界之高人一等，用能會於象外，不脫圜中。又如西漢大辭賦家楊雄晚年曾認爲：「孔門若用辭賦，則賈誼升堂，相如入室矣。如其不用何？」以其不用，故賈誼不能升堂，相如不能入室。於二人，一許升堂，一許入室；復由末後一句，故子雲晚年學程，又脫出辭賦門庭，而另開蹊徑。只此三語，亦可見子雲之學力、眼孔與境界，及其思想轉進之歷程。舉此旨在說明辦文獻的人，要有超人之學力、眼孔與境界，方能有超古邁今之成就，而不致徒自「災及梨棗」。同一魚躍鳶飛，同一黃花翠竹，聖凡對之，所會各異！

四

人是歷史的中心，也是文化的中心，離人便無以見歷史文化。本此，文獻當更是以人爲中心，離人便不足以言文獻。記人，固是傳其人之爲人；而記言，亦是傳其人之言；記事，亦是傳其人之事；記文，亦是傳其人之文；記政，亦是傳其人之政；推而至於典章制度，道德文物，禮樂書藝，學術思想，宗敎信仰，社會制度，風尙習俗，冶亂興廢，一切一切，莫不是文獻；而所有文獻，又莫不是以人爲中心。這就是中國文化之所以爲人文文化，及在世界文化中爲最富人文精神之文化的基本原因所在。也就是中國文化之可貴處。因此，我們無論蒐集文獻，硏究文獻，考證文獻，編修文獻，均應使其能涵融一種最博大而又最高明之人文精神，以上繼五千餘年之歷史文化，而下開億萬世之無窮新統！方能不失文獻精神之大，方能超入於文獻之最高境界。司馬遷的史記，其所以能上繼春秋而可同垂不朽者，卽在其能有其偉大處、高明處、超越處、特立處，非徒在其生花之妙筆也。今日我們雖僅是辦地方文獻，而非編修國史，然地方文獻實爲國史之所資，故亦應有此懷抱，有此器識，有此修養，方能不致流於淺薄

並可將我湖南之人文精神，發揚光大之，免致隱晦湮滅。同時，亦可使文獻之本身價値，能上齊古人，藏之名山！此係余願以老邁之年，與諸君子共勉之者也。

人生天地間，必有所立；古稱三不朽之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皆爲所立。就歷史文化言，吾人上有所繼承，中有所與立，則對下自應有交代。一代繼承一代，一代交代一代，上下相傳，緜緜不絕，源泉混混，不捨晝夜；方不致使五千餘年之歷史人文精神中絕！此一歷史使命，應是我們這一代人之神聖責任，實不容逃避者也。

溯自大陸淪陷以來，二十年間，**無時不在致全力於摧毁我傳統歷史文化，並致全力於纂改歷史，與毁滅各省各縣各地方之文獻。同時，在此漫長的淪陷期中，亦卽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文獻中斷期間。歷史是不可中斷的，未淪陷前，我們的歷史文獻，凡有可資流傳的應予保存，勿使散失；淪陷後這段中斷期間，我們的歷史文獻，應予搜集補充，務使不致成爲歷史的空檔！

總統蔣公，近恒以「整理文化遺產」與「復興中華文化」號召國人。今湖南同鄕會出而創辦湖南文獻，其歷史使命，除上所揭外，尤在要能羣策羣力，以奉行我 總統蔣公上述之二大神聖號召，並完成其歷史責任爲使命。是故我們對有史以來湖南先賢之文化遺產，應致力於整理工作，對其學術思想與歷史精神，尤應發揚光大之，以爲「復興中華文化」之一環！而近數十年來，吾湘革命先烈與志士仁人，爲國捐軀成仁取義之英勇事蹟，尤應及時記述，以免湮滅。同時我們對於文獻之蒐集整理，固須從近處小處着手，但絕須由大處遠處着眼！方能不失其中正之體，而有大成之望。且必先立其大者遠者，方能上繼下開，而永垂無疆之庥！此一歷史文獻巨流，正是由一點一滴所匯成，吾人如能行健不息，鍥而不舍，則自成爲一種「接力賽」，後之繼今，亦猶今之繼昔！無限之來者，卽爲我湖南文獻之無限開墾者，其當有無窮之厚望無疑也。

今欣聞中國地方文獻學會，將於近期成立，集全國各省市之耆宿賢達，碩學鴻儒，共爲「地方文獻」而致力，不但足以振奮人心，有助匡復；對於革命歷史文獻之貢獻，尤當至深且鉅，其功自難以文字形容也。並誌數語，以表預祝之忱焉！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二月四日夷午草於台北